我的故事40

       “你说的我赞同，这政治制度还真不能简单的区别好坏。就像一件衣服，有人穿着好看，有人穿着就不好看。冬天的衣服别夏天穿，夏天的衣服别冬天穿。不管什么制度还真得适合国情。我和日本朋友在一次聊天的时候，谈到两国的政治体制。他说你们的国家这几年经济发展得很快，但腐败问题也很严重。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否则腐败问题无药可医。我问他，日本是民主国家，但日本的腐败丑闻也时有发生。前些年的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首相和其他政治家行贿，昭和电工事件、造船丑闻事件和里库路特事件等战后四大丑闻。去年，你们千叶县的豆腐渣工程也闹得满城风雨，牵扯到了设计院和多家供货企业和建筑商。你们日本政要与各种工程招标回扣、公司偷漏税、银行呆账乃至黑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干扰日本的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的报道充斥各种报章、连篇累牍。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原因？这鬼子听了，想了一会，说，过去我没做过对比，你说的也对呀,这当官的在哪个国家都不是好东西!我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他给我来了个自揭家丑。他说，过去日本很重视诚信，现在也出现了危机。日本农业生活协会属下公司将进口鸡肉改头换面，当国产鸡出售。百年老店雪印公司在牛奶中毒事件之后，仍不思悔改，竟谎报牛肉产地，更改消费限期。他气愤地说：‘雪印既不雪白，又不清白。’现今，在说话不算话的日本，说谎就如传染病一样，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件事传到另一件事。造成这种状况不能说全是政坛的责任，但两者确有联系。日本的经济低迷也可以从政坛丑闻当中找到部分原因。”
       “最近国内又有出了一个新段子，是模仿毛泽东的那首七律.长征。‘当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由此很多人感叹，这国家没救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很多腐败现象和制度无关，和社会发展阶段有关。腐败哪个国家没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越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国家越厉害。要说惩治腐败，哪个国家也没有中国厉害。中国贪污受贿几百万人民币就够枪毙了。国外同样的罪责只是辞职谢罪、判几年入狱而已。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法制不断完善，腐败现象也会好转。回过头看，前些年要想在政府拿项目，那些当官的主动向你索贿，问你要东要西。送家具、家用电器，陪他们家属旅游、报销各种名目的发票，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有的甚至花巨款为他们买房屋或高档装修。现在不同了，这些当官的谨小慎微，出来参加宴席都不敢，多年的老朋友不得不来，还要问另外什么人参加。另外，一般关系的人，想给他们送钱，连门都找不到。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但给我们经商却带来了困难，制度越健全，漏洞越少，钱越难赚。”
       我们这两个大男人，坐在日本东京的公寓酒店、红光公司的日本分公司里纵论国事，谈经论道，好不痛快。我们两人的观点似乎有相似之处，有时也分不清是谁先提出的观点和例证。一个先说了，后一个人又引证，前一个人说，哎，这不是我刚刚说完的吗？
       话说多了，说累了，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说了，两个人都沉默起来。
停了好一会，孙毅锋好像想起来什么。一本正经的开腔了。
       “下次回中国，我要专门去一趟北京。”
       “有什么要紧事？”我问。
       “我要瞧瞧小江和小李。”他说。
       这回轮到我笑了。
       “看看我和游侠有关社会制度的理论属不属于创新。不是说当今理论落后于改革的实践吗？我们帮助他俩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是那副认真的样子。
       “我看行！”我又看看了看他，接着说：“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把盥洗用具和换洗的衣物带好，你要去呢，就别准备很快回来。”
       他叹了一口气，“这说来说去又说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了，这言论自由在中国咋就这么难呢？”
       我说：“和过去比，中国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要是过去，谁敢公开议论时政，甚至撰文批评政府的政策？即使是朋友间的悄悄话，也不敢乱说，防止揭发检举，秋后算帐。”
       他说：“那倒是。不过作为老百姓，也不管那许多。管他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能过上好日子，生活不断改善，私人自由空间不断扩大，就是好制度。关键是利益分配格局不要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了。”
       我们一顿胡侃之后，离开了公司。
       他问我想去哪，我说就随便走走，看看日本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普通生活。
       我们就漫无目的瞎逛。大街小巷、犄角旮旯、杂货铺、专卖店、有路就走、有屋就进，走哪算哪。把孙毅锋累得可以，还不好抱怨。一个劲地说，好长时间没这么走路了，真是锻炼身体了。
       我发现走过的所有路灯杆和电线杆上无一列外布满了大小广告。特别是水泥杆上张贴的那种几寸见方的纸片引起我的兴趣。让我联想起小时候走路上学时在电线杆上看到的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读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问孙毅锋，“这电线杆上贴的都是什么？”
       他说：“都是广告。”
       我又问：“是那种江湖郎中治各种性病的广告吗？”
       “你当这是中国呢？”他笑着反问。
       “那是什么呢？”
       “都是正规的广告。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现象。这日本寸土寸金不仅是体现在建筑上，是凡有的空间都是如此。如果你有块空地，能停一辆车，你就什么也不用干了，这个停车位就够你吃穿用了。如果你占用了邻居人家的车位，邻居根本不会理你，一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了，把你车就拖走了，你除了付罚款，还要交拖车费。这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小铝牌广告也不是什么人想贴就贴的，想挂就挂，也都是被买断了使用权。我受这个启发，上次回国也想照此办理，找城市路灯管理处商量，把街道两边的路灯、电线杆买断再作广告出租，他们顾虑重重，又想要钱，又怕领导怪罪影响市容，到后来也没办成。”
       我看到路边有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在小便，感到异常惊讶，忙拉过他看。
       他说：“在日本，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别说在这些小街道里，就是大的地铁站里，这情景也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你看这些鬼子头梳的油光锃亮，一身笔挺西服，打手提电话都怕吵了别人，干这事可绝不含糊。话又说回来了，日本人对此也给与充分理解：尿虽然味道差点，也是可分解的自然物质。造成一点环境污染，也比把人憋坏了强。”
       “你说的是真的？”我有些不太相信。
       “光天化日下少些。晚上很多。我有一个日本朋友有一次跟我说，一天他尿急，找了一个墙角，刚把裤子拉链解开，看一个警察过来了。那警察问他，‘你干什么？’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你管得着吗!我自己的东西，看一眼也不行啊？”
       “这日本人也挺幽默的。”
       “幽默什么呀。这句话是我教他的。我给他讲中国段子的时候有这么一句。他是使用权，专利权在我这里呢。”
       “也算是两国文化交流了。”我评论道。
       “这日本人在一些繁华的街道上，为了解决入厕问题，在路边建了一些小便池，全开放式的，只是在前面加一个一米高的挡板。不管人离的多近，最多只能听见放水的声音，看不见放水东西。”
       “那女同胞怎么办呢？”我很好奇。
       “你这是听评书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女同胞自由她们的办法。厕所总还是有的，只是这女厕所蹲位太少，不够用。她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去男厕所。”
       “那怎么用呢？”我不明白。
       “男厕所不是有大便池、小便池吗？男人在小便池站着解手，这女人就可以进来熟视无睹地打开大便池的门，进去如厕。”
       “那男的不抱怨女的骚扰吗？”我问。
       “你抱怨什么？！你男的怕憋坏了，那女的就不怕憋坏了？”
       “日本人的风俗挺有意思。”我说。
       “其实就是在平时，男人在厕所里方便，女清扫员进来打扫卫生，也不事先打招呼，见了男人在里面也不回避，该干什么干什么，毫无顾忌。”
       当我们从超市和家电商店出来时，我又问了孙毅锋一个问题。
       “我发现超市里卖的从中国进口的山东白菜和大葱比日本本土自己生产的便宜很多，按中国的标准，一般是进口的东西贵，为什么这里情况和通常的惯例相反？”
       他说：“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观念不同。中国人认为进口货最好。日本人认为在日本本土生产的东西最好，价钱理所当然的最高，包括蔬菜和大米。还有，不知你注意没有，在日本所有的家电产品都是最新型的，出口到国外的都是旧的型号。就是说，中国一般是把最好的产品出口，而日本是把最好的产品留给自己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