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41

        我说，“这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也和购买力有关。我们国家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的收入有限，家电产品不普及，低档的都买不起，高档的也怪不得人家不提供。现在是商品经济，给钱还有不卖的？有一段时间，中国商品在俄罗斯信誉不好，质量不佳。很多媒体都指责中国的经营者不讲道德。这里面有道德问题，也有供求关系的问题。我来之前，公司外经贸部的人和我反映，我们出口到俄罗斯的罐头被对方的海关扣了。我问了一下情况，是俄罗斯人主动提出降低质量标准，为的是降低价格。有些俄罗斯商人也抱怨，说我们给他们的商品质量和我们在自己国内的不一样，尽给他们差的产品。殊不知一分钱一分货，不出好的价格，怎么能买到好的商品？”

       我和孙毅锋回到皇冠饭店不久，就看到了郭楠丽的表哥张景文。
       早晨听孙毅锋的介绍，想象中的张景文应该是一个潇洒英俊、才华横溢的帅哥。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文弱书生。白皙的瓜子脸、单眼皮、小眼睛，一幅懒散的样子。从外表并看不出与常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随便和他聊起来，几句话从他嘴里说出，顿觉清新不俗，真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我问他：“听你表妹说，你在美林证券日本公司？具体做什么呢？”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还算是美林证券总部的员工。现在我负责筹组美林日本证券公司。相信不会超过两年美林日本公司就会诞生。美林证券准备在日本收购一家日本全国性的证券公司，采取突破性的跨国购并行动把日本金融业带出‘黑暗时代’，把新成立的美林日本公司定位在‘日本最值得信赖的经纪人公司’。我具体是协助彼得先生作购并公司的前期调研分析工作。”
      “一个中国人，为美国公司工作，收购日本企业，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不由的对他产生一丝敬意。“
       “简单地说，我通过金融分析，形成专门的技术情报供美林公司销售和购并部门决策参考。现在日本的山一证券、野村证券等一些公司账目不清，骗取客户信任和委托，财务状况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但投资人并不清楚。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在他们破产后所需购并的成本，可吸引的资产和将来在日本本土运营的方针和策略。美林证券公司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最大的全球性综合投资银行，对于日本高达十万亿日元的个人存款应该极具吸引力。”
       “提供技术情报，那你岂不成了经济间谍？”我一脸谦恭。“再问一个外行的问题，你通过什么程序获得资料进行分析？”
       “所谓情报，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所有的材料、统计数据都来自公开渠道。我在早稻田和芝加哥大学学的都是国际金融专业。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国际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分析》，文中以筑块方法分析复杂证券、以函数方法分析杂配证券，论述投资、融资、股票市场和期货衍生商品的对应关系。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资金对流的提升给各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也带来了经营风险。我的论文提出了一个规避风险、分隔和整合的具体应用，利用投资组合法管理的一个模式。”
       孙毅锋插嘴道：“我原来只知道你在芝加哥大学短期深造、早稻田大学毕业，还真不知道你是博士。有传说你去美国使馆签证是早稻田大学校长写得推荐信。是真的吗？”
       “不错，是真的。持中国护照在第三国办签证去美国是最困难的事。我第一次去签证被美国使馆拒签了。理由是，我是持日本的短期学生签证，我应该回中国去美国在中国的使领馆签证。假如我回中国签证，我获签证的几率更小。大家劝我找校长帮忙。我当时是早稻田的学生，去美国是学校选派的，求助校长是正当的，校长帮助我也是正当的。关键是美国使馆签证官根本不买帐，给不给签证是按个案判断，不是按照说情的人身份和地位。这样，我第二次去签证又被拒签。可能是我有早稻田大学校长的推荐信，签证官对我还蛮客气。他给我详细解释不给我签证的理由。他说，你是中国公司派到日本大学学习，你又被日本大学作为国际交流学生派到美国大学学习，情况太复杂。我不能确信你没有移民倾向，我不知道你到了美国会不会按期回来。我说学业结束我肯定要离开美国，将来我也一定离开日本回中国。因为我在中国服务于一个很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在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职位。他听了之后，给我出了个不用回中国的主意。他让我原来的公司出具一个证明，大意是我毕业之后公司还会聘用我回去工作。我照办了，签字人是公司的刘总裁。我第三次签证顺利通过。我经常和朋友说，我原来公司的老总比早稻田大学校长更厉害。美国政府给刘伟强面子，没把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世界著名的法学专家奥岛孝康教授当回事！”
       “怪不得伟强上次来日本，日程安排那么紧张，还安排时间和你见面、一起聚餐。可见你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孙毅锋感慨地说。
       “其实我和刘总在国内接触并不多。刘总是总公司的领导，我是二级公司红光期货下面的一个部门经理，怎么能巴结的上？主要是刘总为人热情，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这些情况，请他帮助。刘总不但给我出具了证明，还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努力学习，学有所成。现在那封信我还保留着。要说刘总是我的贵人，也可能是命中注定。我去美国前的那年春节，回中国看望父母。其间，几个老同学拉着我去算卦。算卦的那个瞎子问过我的生辰八字，说：‘金木水火土，其数有五，并往来乎天地这间，而不穷者也，故谓之行。以干支而分配五行，论阴阳而大明始终。天成人力相兼，生旺死绝并类。贵人命中地支六合，五行多金、缺水。’我问他，我命中缺水，有没有解？他说，‘贵人自有天相，东方红光之龙可解。’我又问我何时缺水？他说，‘当属盛夏之时。’我接着问，这龙是暗喻还是实指？他说，‘实指。过不惑之年属相为龙的君子。’我再多问，算命瞎子再不多言。只说命中注定，天机不可泄漏。事情有这么巧合的吗？当年八月我去美国使馆签证拒签，和瞎子所言盛夏之时吻合；刘总帮我解了。后来我一打听，刘总数龙，一九五二年生人；那年他刚过四十，当属不惑之年；红光公司又是他创办的，他不就是东方红光之龙吗？......”
       众人听罢，一阵唏嘘，无限感慨。
       我说：“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可有好多现象解释不清。佛教的因果报应不说了。这基督教上帝造人说就很难让人理解。现代科技几乎已经证明了人类是由生物进化而来，但西方国家从民众到总统都坚信那本圣经。最不理解的是，很多著名的研究自然的科学家也笃信不疑。据说爱因斯坦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宇宙是有理性和有智慧的创造者，这就是上帝。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这样一个段子：有人问一个基督徒，你见过上帝吗？这个基督徒反问那个人，你见过风什么样吗？那人说，我感觉到风的存在。这个基督徒说，我和你一样，我在心中感觉到上帝的存在。”
      一直没说话的郭楠丽接过我的话，“神呀，鬼呀这些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些事就是碰巧了，让人一诠释，就变成了神乎其神的妖道。算命的不也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吗？”
       孙毅锋的意识似乎还停留在张景文签证的事上。他说：“当年那个美国签证官要知道你最终没回到中国，而是在日本为他们美国公司工作，也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当初我也没想到留在日本。我毕业的时候，原来供职的红光期货公司因刘惠永闹事停业整顿了。我学的专业回去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正好美林证券在日本招兵买马，我递给他们一份简历，就被聘用了。现在我在日本已经有了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看来今后归化日本也是迟早的事。”他有些黯然。
       我说：“现在留学不归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心系祖国，在哪里都可以为祖国做贡献。我想提个假设性的问题，当年如果你留在红光期货公司，并且是那个公司的总经理，红光期货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我绝没有回天之力。在那个背景下，经营期货不说是决策失误，也是经营思想过于超前。中国计划经济的土壤在没有改良的状态下，栽种市场经济的苗木肯定会水土不服。当时政策不容许做金融期货，人民币不可兑换，操作程序又不正规，还能不出事？”
       “你能给我讲讲期货公司的操作过程和他们其中的一些细节吗？我刚刚从海南调回公司总部，伟强让我负责红光期货公司的善后处理。我现在头脑里连一点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怎么处理？”我向他求教。
       “我们期货公司从外表上看富丽堂皇。除了高档装修的众多办公间、财务室，还有大户室、酒吧和娱乐室。最扎眼的是整个二楼交易大厅。大厅面积有上千平方米，透明玻璃屋顶布满了日光灯，室内显得格外宽敞明亮；交易大厅中央有一个投影大屏幕，五十多个交易台整齐划一的排列在大厅里；每个交易台上有一台终端机，屏幕上显示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等地外汇市场上的当日交易牌价、远期价格和到期交易行情；穿黄马甲的交易员在大厅内忙忙碌碌，不断地接单下单。但这种热闹表象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接单下单都是虚拟的，并没有真正进入国际外汇交易市场。”
       我问：“是不是老百姓常说的是自己和自己对赌？”
       “性质差不多，但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们的信息是真实的，我们租用的是路透社卫星线路。其次，期货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合资合作经营，我们收取用户的保证金，再将钱汇到香港那家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证金。真正操纵运作的是香港那家公司，由他们向国际外汇市场下单和结算。事实上，鬼知道这家公司有没有外汇市场的席位和交易权。出了问题之后，查找香港下手公司的外汇交易单是期货交易是否合法经营的关键证据。据说是公安局的人去了几次香港，找到了那家公司。但别说交易单，连那帮人都找不到了。”